今日談起新加坡，世界各地給它的標籤幾乎一致：高效廉潔的政府、種族和諧的社會、東南亞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台灣人喜歡到新加坡旅行（甚至以我來說，新加坡是我人生初次旅行的目的地），在魚尾獅前以金沙酒店為背景打卡，在珍寶餐廳吃辣椒螃蟹。然而這些背後總有代價。鮮少有人追問：一座小小的島嶼必須犧牲什麼，才能換來如此安居樂業。
如同許多小說的書名暗藏著隱喻與反諷，《歡樂島》並不是一本歡樂的書，這是本關於遺忘，關於隱沒在新加坡光鮮亮麗外表下的歷史記憶的書。透過幾個人名、幾段平淡似水的日常故事：電髮店歇業、父親消失、越過長堤到新山找朋友……作者將聳動不安的往事穿針引線地揭露，追問到底當年發生了什麼？
日常鏡頭下被掩蓋的歷史
《歡樂島》的筆調有著新加坡的風格：不誇張，不過分渲染，像是街巷鄰里之間的閒談，可話語間流淌著一絲絲緊張，話鋒稍轉，小說主角切入核心，將我們帶入當年。
「那晚她們聊了很多，也很雜。夜深人靜的時候，芸禾終於提起，一九七六年之所以突然就走進森林，是因為那年四月的某個晚上，內部安全局大規模逮捕人，南洋劇社社長和副社長就在那晚進了監牢。
芸禾說，社長和副社長都已被捕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在逮捕名單中。我不想被捕，我害怕被捕後被強逼寫悔過書，在電視上公開認錯。我很害怕，也許我只是不知道應該如何面對，當時唯一能做的，只有逃離。」
小說章節多半以地標命名，地標圍繞著某間時間標記，以及近代東南亞史無可避免的議題：共產主義運動的陰雲、內安法、冷藏行動……小說帶我們以後人的視角，回溯當年每一個捲入其中者的選擇，窺看他們的掙扎不安，以及留下來的倖存者必須面對什麼。
比如在小說〈奎因街〉，講述新加坡推行英語政策，許多教師因此必須「變流」才能繼續執教，華語的式微在東南亞華人族群中一直是被反覆提起的議題，那除了是一種語言政策的選擇外，更意味著個人尊嚴受損，認同與歸屬遭到壓抑：
「四十五歲以後，符克勤生命中掀起一波又一波波浪，他一直無法忘懷，那一天，女兒文樂從學校拿了高中會考成績單回家，雙眼含淚而又一臉憤怒地對她媽媽說，你們當年為什麼讓我讀華校？為什麼不送我進英校？害了我一輩子。」
在那個年代，只有英語才是正確答案，只有李光耀才是正確答案。張曦娜的筆調並沒有控訴，但越是平靜地反映出常人的生活，越能顯示時代背景與國家機器運作下，普通人的選擇是多麼蒼白無力。
彷彿台灣的鏡像
在新加坡生活兩年，我越了解新加坡的現代發展，越覺得新加坡與台灣宛如鏡像的關係，殖民經驗、高壓威權、打壓異己和快速的經濟成長，在短短半個世紀內壓縮進同在亞洲的兩座島嶼。
「戰爭激發了人們的反殖意識，星島淪陷三年又八個月，島民突然覺醒，要生存，最終還得靠自己。一九四〇年代末至一九五〇年代，反殖民主義運動席捲全球，一九四八年六月，反殖浪潮持續升溫，統治者愈發不安，下令實施緊急法令，開始在全島捕抓反殖群眾，那些參與學運、職工運動的學生、工人們，為統治者所不容。白色恐怖從此籠罩全島。動盪的年代，多少人的命運捲進時代浪潮裡，影響了一生一世。」
「一九五六年林有福執政，新馬反殖民統治熱潮持續高漲，職工運動隨之風起雲湧，為了打壓反殖行動，林有福政府雷厲風行推出高壓手段。那年九月和十月，連續兩次展開鎮壓行動，逮捕了工運，學運，婦運及文化團體領袖、幹部。政府的鎮壓行動引起一連串罷工、遊行示威，抗議行動持續到十月時，戒嚴開始。」
這些敘事若換掉人名地名，就會是一段段我們所熟悉的台灣發展史，也因此閱讀《歡樂島》的過程中，我不時感到熟悉，甚至親切，好比我最喜歡的〈金枝電髮院〉，我想起台中老家附近有家從小吃到大的炒麵攤也叫做金枝；而這篇小說裡的主角，則走過了與我阿嬤相似的生命軌跡：
「那年農曆新年剛過，呂金枝進了製衣廠當女工。那時，離她十五歲生日還有兩個月。一九六〇年代末，正值新加坡風風火火發展製造業，一家家工廠突然就在全島各角落湧現，許多家境貧困的鄉村女孩為了幫補家用，輟學去了當女工，剛讀完中學三年級的金枝也在年終考試後，置身女工行列。
那年頭，製衣業是許多甘榜少女從事的輕工業。金枝工作的製衣廠在後港六條石，她們家就在製衣廠附近一座鄉村裡。工廠輪兩班，早班從早上六點半到下午兩點半，午班從下午兩點半到晚上十點半。金枝每天從村子走路去上班，有時做早班，有時晚班。
初入工廠，金枝從雜工做起，幾個月後升上車間生產線。時值越戰，工廠接了不少美軍戰褲。金枝負責縫褲腳，每天一開工就踩動縫紉機，將褲腳折邊車上針線。製衣廠的工資按件計算，多勞多得。金枝工作拚命，曾經連續兩個月拿到全車間最高工資，為此高興了許久。」
同樣的白色恐怖、打壓本土語言，同樣的反共立場與輕工業發展，在閱讀這本書時我總不禁想像這是另一個平行宇宙的台灣史，這也讓我困惑：曾經兩座島嶼有著如此相似的命運，甚至經歷了類似的六〇到八〇年代，可為什麼如今給人的感覺卻是南轅北轍？
不屑於關心瑣碎的的新加坡人
「這是一本遲來的、抗拒遺忘的書。」
小說開頭序，作者張曦娜開門見山地寫道。台灣在解嚴之後不再是一黨專政，白色恐怖的歷史被公開討論，過去許多事件逐漸解密、檢討，可新加坡並非如此，在實用主義指導的發展進程裡，歷史的學習似乎並非優先。這點在作者的小說裡甚至有著不動聲色的調侃：
「雨蔓看到了上世紀初期，新加坡大街上摩托車、卡車、公共汽車、私家車和計程車熙來攘往，每個司機都在摁喇叭；還有在人群中往來穿梭的黃包車，氣喘吁吁的苦力們……是毛姆自己說的，在整部短篇小說集裡，故事發生的所在地，地名都是虛構的，唯有新加坡卻是個例外，『因為那個城市忙於自己的事務，不屑於關心瑣碎的事情。』看到毛姆這番話，不知為何，雨蔓不禁為之失笑。」
而我在生活也得到類似的印證，就我有限的經驗裡，我日常接觸到的新加坡人，對於半世紀前的往事幾乎一無所知，幾次我問起課本裡如何講述馬共與冷藏行動，他們聳聳肩，顯得不太了解或在乎，其中一名朋友甚至告訴我，歷史和地理在績優主義教育制度下屬於會被「適當往後排」的學科。
被遺忘的不僅是歷史，還包括語言。新加坡的年輕人們多數已不具備華語讀寫能力，少數流利者多是從中國或馬來西亞移民而來，或自小在家庭要求下才能熟練使用，由此看來，張曦娜寫《歡樂島》，便成為了在原生卻弱勢的語境裡，少有能保留下華人視角裡的新加坡的一角。
歷史應該被記憶與討論。就如本書系主編范銘如教授所言，小說與時代的脈動關係緊密，《歡樂島》不僅填補了華語文學領域欠缺的視野，更將一個國家的近代縮影收納進文字，為讀者提供更充盈的想像，而文學的意義，在於讓人立體地理解世界，聯合文學能收錄《歡樂島》入當代華人小說主編，意義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