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鄺健銘（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
詳見：https://whogovernstw.org/2022/12/17/kinmingkwong5/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成立於1954年，從1959年起開始執政，至今已逾六十年。｢一黨專政｣﹑｢一黨獨大｣向來多是負面言辭，論者總會聯想起全球之中的不同共產政權。但在新加坡，一黨獨大的人民行動黨卻有截然不同的形象，其治下的國家發展不斷受好評。
執政多年，人民行動黨如何保持活力，如何能夠維持治績與威望？在2014年，於成立六十週年之際，人民行動黨出版紀念刊物PAP 60: Forward Together，刊物前言由李光耀所寫。於文中，他說，他與同僚在成立行動黨之時，視建立平等與公平的社會為目標，以營運廉潔﹑誠實﹑有效的政府為手段。實現目標的方法之一，是創造就業，確保無分種族與宗教，人盡其才。新加坡的建國之路不易，在那段時期，人民行動黨需要面對殖民時代﹑新馬合併乃至分家時刻之下的種種挑戰。刊物列舉人民行動黨執政之路的六十個里程碑，這些里程碑，可概分為五類：一，建國前後人民行動黨黨內的政治路線分歧；二，建國後人民行動黨政府的社區乃至國家建設；三，建國後人民行動黨選舉表現之起伏；五，人民行動黨黨內的世代交接；四，近年人民行動黨政府與社會關係之轉變。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 新加坡執政路的暗湧
這種里程碑書寫方式已隱然承認，人民行動黨執政之路並非坦途。2011年大選被視為｢分水嶺｣，人民行動黨得票率降至歷史新低(60.1%)，更首次在集選區落敗。選舉期間，總理李顯龍曾在競選群眾大會向選民就人民行動黨政府表現致歉，並指李光耀治國風格已不合時宜。翌年，人民行動黨政府主動發起｢我們的新加坡全國對話｣，廣邀民間集思廣益，共同籌謀國家未來發展方向。2015年，新加坡建國五十週年，建國總理李光耀亦在同年離世，在此全國上下懷緬過去的愛國氛圍下，人民行動黨於同年大選表現回勇，其得票率增加約10%至七成。但在2020年大選，人民行動黨政府無法利用防疫之時國民依賴政府的心理，其得票率重新下跌10%至接近於2011年的水平，反對黨所得國會議席數目更創歷史新高，共得十席。
按新加坡學者的分析，人民行動黨之執政，有至少兩大問題，分別為：一，過於倚重市場經濟，易於忽略社會對平等與公平之追求；二，過於追求國家穩定，變相削弱了國家面對世界各種動蕩之時的韌性(resilience)。前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現在旅居香港的新加坡學者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 在其著作《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Singapore: Brand Identity and Power, 繁體版同由台灣季風帶文化出版)中指，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奉行實用主義(pragmatism)與用人唯賢(meritocracy)，但在其新自由主義式(neoliberal)國家經濟發展觀之下，政府視新加坡融入於全球經濟體系為國家生存不二之法，進而易於以市場指標衡量國家發展目標，以及定義政府人才乃至其行事標準，政府與民間之因而隔閡日深。2012年人民行動黨政府主動發起｢我們的新加坡全國對話｣，以及2013年人民行動黨政府推出人口政策白皮書，掀起輸入外來人才與保存新加坡本土之間的論辯，觸動社會情緒，都可印證這一點。現在同樣旅居香港的新加坡學者劉浩典(Donald Low) 亦在其編著Hard Choices: Challenging the Singapore Consensus指，人民行動黨極力追求國家穩定的結果，是政府崇尚自上下行由技術官僚主導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以及傾向控制社會言論。在其合著著作《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PAP v. PAP: The Party’s Struggle to a Changing Singapore, 繁體版同由台灣季風帶文化出版) 之中，劉浩典與施仁喬(Cherian George) 進一步指，由此引伸的流弊，是人民行動黨政府運用體制乃至民粹力量，以控制社會聲音，新加坡國家之內的觀點多元度因而會被減少，國家面對世界多變的適應力因而會被削弱。
不過，不能否認，擁有自我革新的能力，一直被認為是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優勢之一。新加坡學者梁文松(Neo Boon Siong)與曾玉鳳(Geraldine Chen) 便曾出版《動態治理：新加坡政府的經驗》(Dynamic Governance: Embedding Culture, Capabilities and Change in Singapore)，匯整有關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管治靈活性與適應力的公共行政案例。即使陳思賢對人民行動黨政府的管治頗具批判，但他在另一著作Governing Global-City Singapore: Legacies and Futures After Lee Kuan Yew談論新加坡後李光耀時代管治時，也有援引新加坡企業家何光平(Ho Kwon Ping)對新加坡未來政治發展的預測，這種預測或多或少肯定了人民行動黨在可見將來的政治實力。何光平生於香港，在台灣﹑美國﹑新加坡接受教育，24歲時，曾因在《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發表親左翼的文章，在内案法下遭拘留兩個月。在1990年代，何光平創立知名的悅榕集團(Banyan Tree)。從何光平角度看，新加坡未來政治發展，不外乎｢維持現狀｣﹑｢一黨主導｣﹑｢兩黨輪替｣三種情景。前兩種情景其實是一黨獨大的兩種形態，其一是人民行動黨取得國會八至九成議席，其二是人民行動黨只取得國會三分二議席。最後一種情景，較接近於一般自由民主政體的狀況。何光平認為，要在至少十五年之後，新加坡始會出現較明顯變局。劉浩典與施仁喬書寫《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的源起，更是基於兩點：一，人民行動黨繼續領導國家，於新加坡有益；二，人民行動黨具政治實力，其一黨獨大局面仍會在可見將來延續，故此二人針對國家政治發展的種種倡議，都建基於人民行動黨會自內而外主動推動變革的前提之上。
2. 從中共角度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
圖片來源：BBC
中共同樣是執政日久﹑於國內一黨獨大的政黨。但直到現在，從中共角度看，人民行動黨所代表的政體模式，仍然是其理想楷模—一方面，政治權力能被集中於新加坡執政黨政府，社會自由相對受限，另一方面，新加坡經濟成就昭顯，世界知名。早在2015年，在中國微信號，便有以署名｢學習小組｣發表的文章，文題為〈習近平、李光耀與新加坡模式〉。文章說：｢新加坡模式不時受到一些西方學者的批評，認為是『假民主』、『櫥窗民主』。但已故中國學者蔡定劍教授，以自己在新加坡的親身觀察與體驗，指出新加坡的成功在於它充滿著深深的憂患意識，因而奮發圖強的精神，特別是人民行動黨全心全意為民服務，時刻告訴自己不忘人民，不能脫離人民的支持，並且從制度上保證這樣做。這才是人民行動黨在民主體制下一黨長期執政的根本所在……非常重視民意的習近平，已經嘗試對公眾的期待做出回應。他和他領導的團隊正在尋找一種有效的發展模式。對於中國來說，新加坡模式允許更多的自由經濟政策，同一黨執政並存，這一點很有吸引力。另外，新加坡成功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這也是非常值得學習的地方。｣
學者研究中國能否學習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模式這類問題之時，多會考量兩黨的規模差距。2012年，三位學者在其2012年著作China Experiments: From Local Innovations to National Reform之中探討了這個問題。他們認為，中共黨員人數較人民行動黨黨員人數多出近5000倍，況且中國國家版圖遠遠大於新加坡，故此中共所面對的政黨乃至國家政經發展管理問題，遠較新加坡複雜，中國因而難以複製新加坡模式。但從比較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行動黨成立歷程之進路分析兩者差異，卻少有人論及。於此，對讀《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與《白衣人—人民行動黨執政史》（下稱《白衣人》）便相當有啟發性，這也有助讀者更易理解人民行動黨的執政故事。
《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由日本著名歷史學家石川禎浩所著，日文版首先在2001年推出，其後中英文版皆引發回響，被譽為「歷史主義方法的經典著作」。《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曾言，「石川利用豐富的中外檔案材料，在詳盡研究和文本批判的基礎上，為中共的創建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全面、最扎實的敍述。……尤其強調共產黨成立過程中的國際影響，在本書之前，尚未有人對這個過程做過如此透徹和審慎的研究。」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之中，石川禎浩主要探討外力如何影響中共之成立源起與進程，具體的研究問題包括：日本﹑朝鮮﹑中國的共產黨成立時間為何有先後之分？以俄國為中心的共產國際代表在華活動如何影響中共成立之進程？圍繞共產主義的中共黨內意識形態分歧如何發生，有何結果？值得留意的是，按石川禎浩的書寫，中共早期歷史並不全然清晰，不乏存疑之處。
3.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政治特色
這頗能突顯《白衣人》的書寫特點。相較之下，人民行動黨成立與執政歷程的本土色彩較濃厚；其執政歷程的一大特點，是摒絕黨內親共左派力量；在執政路上，人民行動黨所取得的威望，亦較隱固。
《白衣人》上卷書寫人民行動黨成立之時的主要人物與發展過程，其重點都在新加坡本土的人和事。例如第二章談李光耀在英殖時代作為律師與英語精英，如何與工會以及學生結緣，如何連結社會另一端，為其成立政黨奠下基礎。李光耀的父親在爪哇出世，母親是土生華人，他在家裡說馬來話，華人方言幾乎聽不懂。他所有的朋友也只說英語和馬來話。但當李光耀透過律師事務，接觸工會與學生之後，他認識了左派活躍份子，當中包括林清祥和方水雙(他是《白衣人》推薦人之一)，這成了人民行動黨成立故事的源起之一。第三章講述人民行動黨的成立經過，歐思禮路三十八號這所新加坡本地華人稱之為浮腳樓﹑李光耀之家，成了人民行動黨的誕生地，人民行動黨的發起人共十四人，｢以種族劃分，有七個華人、三個馬來人和四個印度人……以職業分類，兩個律師、兩個新聞工作者、兩個教員、兩個郵差、一名前拘留者、一名學術人員、一名書記、一名醫院雜工、一名工頭和一名剪票員……與工會的關係——十四人裡九人是工會領袖。人民行動黨從一開始就是親勞工的政黨。｣
黨內非共與親共兩大對立力量之間的角力，是《白衣人》人民行動黨執政史故事的一大主軸。第六章寫道：｢行動黨不是大一統的左派組織，而是分裂成兩個對立陣營——非共和親共。即使是帶敵意的英文報章也變得有識別力，稱李光耀這組人是『溫和派』，與他們對立的則是『極端派』。｣非共與親共之所以成為議題，原因之一，是在1959年取得執政權之後，人民行動黨政府需要面對由此衍生的社會焦慮。第九章寫道：｢人民行動黨的新政府是親共的嗎？它會實行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政策？它會不會沒收私人房產以及將產業全部國有化？據退休的實業家陳永裕表示，當時這些疑問開始在商界流傳。本地和國際新聞報道，一些資金，投資計畫和轉口貿易相繼轉移到香港，曼谷和其他城市。這些消息進一步打擊了人們的信心。公務員、受英文教育的中產階級，以及土生華人社群的憂慮越來越明顯。新加坡已故總統納丹還記得，他曾向一名非常擔心的峇峇保證，人民行動黨政府不可能將一個轉口經濟體國有化。｣ 雖然人民行動黨需按執政需要，與共產主義保持距離，但在非共與親共的角力之下，左派部份行事作風，亦被內化成為人民行動黨的政治風格之一。按第十章記述，｢對於左翼分子的政治信念以及簡樸的生活，李光耀也深表欽佩。他很早就意識到，如果他的團隊要從左派那裡贏回人心，他們就必須『比左派更左』。｣這呼應了李光耀在人民行動黨成立六十週年之時，於刊物前言所提，早期人民行動黨成員對政府表現之期許。
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行動黨成立史的軌跡不同，其影響之一，是各界對兩者發展前景的觀感有別。2020年，美國傳統三大廣播電視公司旗下媒體ABC News 曾刊登文章China’s Communist Party is at a fatal age for one-party regimes. How much longer can it survive? 。文章認為，一黨執政逾七十年，變數便會增加，政治成功會難以維繫，故此對中共前景不表樂觀。文章亦提到，中共亦有此憂患意識，並以蘇聯崩潰為戒，故此視鞏固政治權力為政體重點工作之一。事實上，在2013年年初，習近平掌權後不久，新加坡《海峽時報》便曾報導，他在廣州巡視之時，曾言「為什麼蘇聯和蘇共會解體？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失去了共產主義信念和理想」。對習近平之下的中共而言，以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為學習目標，是維持政治理想的一種方法。在同年7月，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表文章〈建設服務型執政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經驗與啟示〉，文內指｢人民行動黨雖然沒有明確提出要建設成為服務型執政黨，但是有自覺為國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該黨黨章開宗明義闡明其立黨目標是『黨應成為全心全意為國家和人民的福利進步服務的國家運動』｣。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所面對的政治壓力，顯然較小，上文所提論者對未來十五年人民行動黨政治地位的預測，便是一例。《白衣人》卷下終章〈李光耀之後的行動黨還能生存嗎?〉論調相當樂觀正面，其中一段補充說：｢李光耀一次又一次地駁斥了新加坡是一黨專政國家的說法。他指出行動黨跟政府是有區分的，這跟在中國中共等同於中國政府的情況不一樣。他說如果反對黨能在選舉中擊敗行動黨，它將接管一套已在運作的制度。他在二〇〇四年的一個論壇上說：「說到底，你如果妥善地管理這個制度，你必須把黨和政府區分開來。那麼當你失去執政權時，政府機器將依舊存在，由下一個政黨接手管理。『所以我們雖然沒有強大的反對黨，我們還是確保這個制度在運作。這麼一來，行動黨任何時候出局，政府、國會、民事服務都還會在。警察和武裝部隊會繼續執行任務。國家不會垮掉。』｣。
4. 人民行動黨執政史與歷史書寫
歷史書寫往往會受某種史觀所限，在選用史料之時，會作權衡輕重與取捨，《白衣人》自不例外。例如，新加坡在建國初期，外力因素有何影響，便非本書主題。新加坡歷史學家羅家成(Kah Seng Loh) 在其論文Albert Winesmius and the Transnational Origins of High Modernist Governance in Singapore提到， 1960年代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顧問與經濟學家魏森梅斯 (Albert Winsemius)對人民行動黨政府治國方略影響頗大，其主張基本上都被人民行動黨政府採納，當中包括：一，國家應當減低其經濟角色，善用本土與外國資金，以推動國家工業化。魏森梅斯所主理的報告甚至指，按此目標而言，過於批判英殖時代遺產，對後殖時代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無益，原因之一，是最為現代化與管理最佳的工廠，都屬於外國企業，政府將之招攬，才可增加新加坡在全球經濟體系之中的競爭力；二，政治上，政府應增加其角色，以控制左派工會，方便國家招攬外國資金與技術。今天新加坡以｢全球城市｣(global city)定位自居，其背後的國家發展策略思維，在1960年代上述魏森梅斯主張之中已隱然可見。
不過，在撰寫本書之時，新加坡《海峽時報》三位資深報人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香港、中國各地進行了約三百次訪談，亦参考了新加坡國家檔案館所藏的二百個訪問錄音。成書之後，昔日在人民行動黨成立與發展過程中處於對立陣營的關鍵人物都願意共同推薦本書。由此角度看，這種歷史書寫便已彌足珍貴。
※本文作者著有《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