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鄺健銘（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
詳見：https://whogovernstw.org/2021/02/15/kinmingkwong1/
近年香港與台灣的政治共振，皆源於中國大陸。從中國大陸角度看，港、台「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外國勢力」不得介入港、台事務，不得干預「中國內政」，因為「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前提，是一個國家的頭等大事。國家安全立法是一國行使和維護主權的體現， 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通例……無論是普通法國家還是大陸法國家，都制定有國家安全法，或在其法律中明訂條文防止和懲治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的行為。」（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二〇二〇年五月言論）
「外國勢力」vs. 主權國家——是敵是友？
中國官方言論對「主權國家」的理解，或可以三點概括：第一，「主權國家」是「自古以來」都一直存在的政體形態；第二，「主權國家」必定與「外國勢力」相對立，「外國勢力」必定會危害「主權國家」之發展；第三，於國際體系之中，「主權國家」擁有無上權力。
在全球化時代，新加坡政治學者莊嘉穎所著的《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下稱《建國與國際政治》），是每一位公民都需認真閱讀的著作。《建國與國際政治》指出，以上中國官方對「主權國家」的理解，其實都屬迷思，有違歷史事實—— 第一，「主權國家」其實只是近代產物，在此之前，政體形態繁多，故此莊嘉穎在書中探究「主權國家」漸於各國之中成為主流政體形態的部分，值得重視；第二，《建國與國際政治》比較中國、印尼與泰國三國的主權國家確立進程，當中以中國案例研究為主，印、泰案例研究為輔。顯而易見，這三國國情不盡相同，但三國案例的共通點是，外國勢力乃維護三國國家領土與外部自治乃至中央政府權威的重要助力（下文會詳述）。民族主義運動甚至需要借助外國勢力支援以進行，於泰國案例，更是先有國，才後有充滿民族主義色彩的國族意識；第三，《建國與國際政治》的要旨，是梳理建國與外國勢力的關係，某程度上，書中理論所指的民族主義論述迷思，亦可被用以描述與解釋中東、香港乃至台灣這類處於大國之下的政體處境。本土與國際政治總是環環相扣，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國理應深明這一點。
民族主義的三大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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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與國際政治》是一部梳理近代國際關係史，重構基本政治概念的讀本。書中內容，可以三點介紹： 第一，外國勢力，可以是主權國家成形背後的重要推力。以上中國官方論述認為，外國勢力與建國必然處於對立關係。這種理解假設，外國勢力介入一地本土政治之時，只重追求絕對控制權，視目標政體為附庸。但這種假設其實不具說服力。書中之所以以近代中國為主要研究案例， 是因為近代中國實為觀察外國勢力與建國力量如何互動的理想實驗場。於近代中國，在華外國勢力眾多，英、美、法、德、俄、日比比皆是。這些外國勢力固然各有盤算，但在介入中國政治之時，這些外國勢力的決策思維大同小異――一眾外力於全球擴張勢力之時，都需要思考如何在各地域妥善配置有限的資源。各個西方外力同樣認為，對國家發展而言，歐洲局勢較亞洲發展重要， 故此即使這些外力在華擴張勢力，意欲介入中國本土政治，外力都會思考以最少資源得到最多在華利益之法。
正因為一眾外力於國內乃至歐洲都不無各種政經包袱，在介入中國政治之時，外力著重的是制衡而非講求絕對控制。外力制衡的對象有三：一，其他在華外力對手；二，可作本土政治盟友的中國地方力量；三，同樣可作本土政治盟友的中國中央政府。制衡的目的，是為控制介入中國政治所需的成本。對外力而言，要實現制衡目標，很重要的一步，是維護中國中央政府的權威，將之籠絡。這個策略的好處，是鞏固中國中央權威，有助防止任何一方在華外力獨大， 進而獨占中國利益。可以說，要制衡在華外力對手，便先要鞏固中國中央政府權威。支援中國地方勢力的用意，是為制衡中國中央政府，使之願意配合外力，保障其在華利益。中國地方勢力之發展依賴外力支援，因此一旦外力發現地方勢力或會危及中央政府之地位，便會以中斷支援壓制地方勢力。在此脈絡下，地方勢力以爭奪中央政府權力為目標，而非專注於各據一方，故此即使在二十世紀初，於外力影響下，中國處於邦聯狀態，國家也未至於完全分裂。
外力甚至會為中國中央政府提供各種支援，主動撤銷在華特權，容讓中國外交自主，方便自身以最少資源維持在華利益，這都為中國建立主權國家鋪路。縱使日本為亞洲強權，其歐洲包袱顯然不及其他西方外力， 但日本作為後起強權，也不免受制於其他外力阻止任何一方獨占中國利益的意願，在頗長的一段時間內，日本也不能不以間接方法擴展其在華勢力。直到二戰後，於國共內戰，外力蘇聯在華北為中共提供土地與物資，為中共提供生存空間，是中共能夠建政的重要成因。
第二，為民族主義論述「祛魅」。民族主義理論往往傾向認為，主權國家之確立，是民族主義者成功動員，驅除外力的結果。換言之，外力與民族主義力量處於零和遊戲關係，但在現實世界中， 民族主義興起與建國之間的因果關係不盡如此。《建國與國際政治》所研究的中、印、泰案例皆顯示，民族主義力量或則隨外力支援而生，繼而變得繁盛；或則被用以鞏固主權國家之構建。在印尼建國之前，外來統治者都需培植在地政治盟友，以維持其統治。例如，在二戰期間，日本仿傚荷蘭統治者，透過民間組織，走入群眾，以鞏固其管治。於此時期，日本招攬蘇卡諾（Sukarno） 與哈達（Hatta）等著名印尼族主義運動領袖，以嘗試將印尼民族主義力量為己所用，將之變為能夠正當化外來統治的工具。二戰後，蘇卡諾等民族主義領袖宣布印尼共和國獨立，並沿用日治時代管治模式（包括其軍事管理架構）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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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國案例之中，民族主義論述的迷思更為明顯。從二十世紀初至二戰後，一眾外力都認為，介入泰國政事的機會成本偏高，這為泰國主權國家及早成形創造了空間。泰國甚至是在英法兩國技術支援下，開設軍政部門，建立新的現代化中央軍隊， 並由此瓦解境內敵對地方勢力，進而鞏固中央政府權威。在此脈絡下，於二十世紀初，泰王拉瑪六世以國家力量利用傳媒與教育系統，建構境內民族主義意識，「國家―宗教―國王」三為一體進而成為泰國民族主義的核心內容。可以說，於泰國建國歷程中，民族主義意識之建構與傳播， 其實是在外力支援下，泰國權力精英用以集權的產物。
第三，在歷史之中，主權國家並非唯一政體形態，以主權國家方式建國，並非完美無瑕。《建國與國際政治》書內第一章比較歷史中各類國家形態的圖表相當精彩。按莊嘉穎的梳理，地方政體形態可概分為帝國、城邦、附庸國、邦聯、城邦聯盟、主權國家、殖民地等類別，不同政體形態的領土自主度、外部自治度、中央集權度各異，這為我們的國家想像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思考框架。民族主義者總會認為，帝國與以民族國家姿態示人的主權國家相對立，前者象徵邪惡，後者象徵正義。但我在年前出版的《港英時代》增修版新終章〈從全球史視野看九七之後香港管治模式轉變〉已指出，這種概念二分並不嚴謹，近年各國域內分離主義運動此起彼落，更能印證這一點。
從全球史角度看，帝國與民族國家其實有一體兩面之關係，帝國擴張其實是民族國家發展的內置環節，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中國等案例皆如此，何謂帝國領地，何謂國家領土， 當中界線其實非常模糊。例如原為英國一部分的愛爾蘭，其管治方式成為後來的印度殖民管治模式之原型；曾被認定為法國殖民地的阿爾及利亞，向來被法國官員視為「法國的延伸」；也有學者以新疆為例，將中國視為「民族帝國」而非「民族國家」。可以說，帝國是否真正意味邪惡， 其實視乎被預設象徵正義的「民族國家」如何建國，從中我們應當反思「主權國家」這種政體形態有何潛在缺陷，為何如此，以及我們如何能從歷史中各類政體形態得到靈感，思考如何彌補主權國家的缺陷。
主權國家與日常生活
法國學者傅柯（Michel Foucault）以研究國家權力聞名於世。按他的梳理，國家以各種論述與知識，建構民眾的「生活常識」，進而將國家權力延伸至每一個角落。在二〇二〇年全球疫情期間，傅柯的觀點變得更具啟發性。由此角度看，對每一位公民而言，何謂「國家」其實是很在地的問題，《建國與國際政治》其實是每位公民皆需認真閱讀的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