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佐科威與會習近平（Source: Wikipedia）
文：戴維信（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詳見：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indonesia-democracy-1-2、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indonesia-democracy-2-2
政治經濟：佐科威時代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
在過去數十年，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對於印尼經濟發展應以壯大私人部門還是依賴國家帶動經濟增長這個問題，一直深受社會各界爭論。
於尤多約諾時代，印尼迎上商品熱潮、國家收入大增，辯論迫切性曾一度大減。但到了 2011 年、尤多約諾第二段總統任期完結之前，商品雖然仍能創造利潤，但價格已呈下滑之勢，是以在 2014 年總統選舉期間，國家經濟發展應由私人企業還是政府主導的辯論重新被燃起。於競選巡迴演講之中，佐科威承諾會重振印尼基礎建設、完成尤多約諾總統任內無法做到的事。
佐科威羸得總統之位後，他拋棄尤多約諾時代的公私營合夥發展模式。在商品價格下滑之際，佐科威推動由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計劃，希望藉此刺激後商品熱潮時代的國家經濟、重建國家的公用事業設施。
2014 年年底佐科威經濟改革的第一步，是大幅削減政府數十億美元的燃油津貼，成效立竿見影。到了 2015 年，印尼政府預算規劃的國家資本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達二百九十兆印尼盾（約二百一十五億美元），比尤多約諾總統任內最後一次預算的國家資本支出金額一百五十六兆印尼盾高出近九成。在 2016 年預算，國家資本支出金額增至三百一十三兆印尼盾，佔總預算開支近 15％、印尼國內生產總值 2.8％。於 2010 年、在尤多約諾時代之中，金額只分別佔 8％ 與 1.5％。
隨著開支預算增加，佐科威政府訂下更具野心的國家發展目標，這些目標都如幻似真，包括：興建五千公里鐵路軌道，鋪建二千六百公里道路、一千公里高速公路，建造四十九個灌溉用水壩與二十四個港口，修築累積發電量為三萬五千兆瓦的發電廠。對照尤多約諾時代數字，佐科威政府對發展基礎建設的態度更顯積極。尤多約諾出任總統十年間，建成的鐵路軌道少於二百公里。在他第二段總統任期內，全國發電量也僅增加七千兆瓦。
佐科威，有「印尼歐巴馬」之稱。（Source: Wikipedia）
上文提到，佐科威發展國家的方法，既不依賴國內私人財團，亦棄用尤多約諾時代的公私營機構合作模式，他倚重的是由國營部門主導發展的模式。這種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將臃腫與低盈利的國營部門與附屬企業合整為礦業、銀行、建築、物業、糧食、道路六大經濟事業群。佐科威當然也想仿傚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設立大型國企，或籌組如馬來西亞國庫控股（Khazanah Nasional of Malaysia）與新加坡淡馬錫控股等國家主權財富基金。
負責建築事務的國企大大受惠於佐科威政府的基礎建設發展計劃。除此以外，國營公路服務公司（Jasa Marga）同樣受惠。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影響之下，國營公路服務公司是進行局部私有化改革、擁有一定程度自主權的眾多國家部門之一。在「新秩序」時代，國營公路服務公司曾受政府壓力，被迫以不合理報酬興建無法創造獲利的道路。從企業營運角度看，局部私有化改革有利國營公路服務公司的日後發展。
國營公路服務公司領導層曾試探新增的企業自主權是否有形無實。在尤多約諾時代，國營公路服務公司曾拒絕接受兩項利潤成疑的政府基礎建設開發案。不過到了佐科威時代，佐科威軟硬兼施，提醒國營公路服務公司領導層需緊跟政府政策路線，為此國營公路服務公司得到特許執照、國家銀行低息貸款、基建項目長期控制權（控制期可長達超過四十年）等各種特權與優惠。印尼政府的基礎建設發展排擠私人企業，令以尋租行為見稱、代表印尼私人企業的印尼商會感到不安。印尼商會曾就此公開表示不滿。
佐科威政府的基礎建設發展模式不無缺憾。例如，這些基建發展不一定能夠扶貧。上述總發電量達三萬五千兆瓦的發電廠，其實是興建於爪哇與峇里島等已發展地區，這些地區的鄉郊供電率已超過 95％，與此同時，東印尼卻仍然受困於供電嚴重不足的問題。再者，佐科威政府計劃興建的新發電廠主要以燃煤發電。佐科威政府會否如同屆政府同樣承諾減少國家排放的溫室氣體便成疑問。
融資是佐科威政府基建發展計劃所遇到的另一難題。按計劃，工程造價可達四千億美元。政府希望這些基建工程能令國家每年維持 6-8％ 經濟增長率。問題是，基建所需成本超出了國家財力。2016 年，印尼商品價格大跌，政府稅收因而減少二百二十兆印尼盾，這令政府財力不繼的問題變得更明顯。
佐科威政府曾在 2016 年推出的稅務赦免計劃，這多少減輕了政府的基建財政壓力。稅務赦免計劃的目標有二：第一，吸引海外基金款項回流；第二，徵收逾期繳稅罰款。至 2016 年年底，計劃為政府帶來近一百兆印尼盾的新收入，款額在中央銀行與印尼政府的預期之間。不過長遠而言，印尼要持續發展基建，仍需進行稅務改革。
此時外資並沒有受 2014 年總統選舉期間湧現的印尼經濟民族主義影響，對佐科威政府的基建發展計劃頗有幫助。與普羅博沃一樣，佐科威曾在競選場合暢談維護國家經濟自主（特別是糧食生產）之必要。
不過，佐科威在出任雅加達省長之時，就曾尋求長期投資印尼的日本協助興建雅加達新的運輸系統。問題是，至近年，印尼不免被捲入區內愈演愈烈的中國與日本地緣政治角力漩渦。習近平時代的中國矢志提升國家在亞洲的軟實力與政策影響力、輸出國家基建剩餘產能，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立於北京、「一帶一路」項目成本達數十億便是例子。佐科威成為總統後，以中國為首訪地。當時中國承諾為印尼提供數十億低息貸款，以助印尼基建發展。
興建雅加達與萬隆之間的高鐵障礙重重，某程度上說明，佐科威若要實現基建夢，會遇到四大困難。
第一，要在中國與日本這兩個東北亞經濟大國的競爭下周旋，並不容易，且會危及國家經濟信譽。為與中國國企中鐵國際合作，印尼中央政府曾單方面中止與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e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所訂定的貸款協議，原因是中鐵國際向印尼政府提出優厚條件，願意免除興建高鐵所需的費用。日本政府為此大感憤怒，這也不免會有損外國投資者對印尼的投資信心。
第二，雅加達與萬隆之間的高鐵工程的經濟效益問題，也引發了爭議。不久之前，兩地之間已新修建收費道路，高鐵工程並非必要。
第三，中國一方雖然提出看似優厚的高鐵工程興建條件，但中企對印尼社會不無負面影響。大量中國勞工湧入印尼，當中有部份人是黑工，這不單令中國與印尼關係變得緊張，亦令印尼華人更受敵視。
第四，在民主國家徵用土地極為不易，高鐵工程因而受阻。尤多約諾政府曾遇到同類問題，是以尤多約諾曾在第二段總統任期內，力促國會通過新法，令國家得以利用公共利益理由強制收地。不過，此法幾無成效。
事實上，早在佐科威時代之前，受制度規管的市場經濟已愈加被國家操控。在 2009 年，印尼國會便曾通過兩項新法、取代原有的電力法與礦業法，這兩項新法的共通點是以國家為中心、反外資。此後在 2012 年，印尼憲法法院的裁決，令自主獨立的印尼上游石油與天然氣監管機構無法運作。於過程中，民族與民粹主義乃至伊斯蘭力量都在力拒國家自由化的發展趨勢，政客與官員也在擔心愈加昂貴的直選、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會有損他們的原有利益。
在此背景下，美國礦業巨擘費利浦‧ 麥克莫蘭銅金公司（Freeport McMoran）在印尼西巴布亞格拉斯伯格礦場（Grasberg mine）深耕超過四十年後，最終仍然決定出售股份。
無論如何，佐科威時代何以迎向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仍然值得深入分析。一方面，佐科威顯然嚮往中國以國家主導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另一方面，國家主義其實可被視為佐科威的總統連任策略。佐科威難以影響私企，但在國家主義發展模式之下，卻可控制更多國企、利用國企資源競選。同樣重要的是，採用國家主義發展模式也是為增強總統權力，方便統治者應對後蘇哈托時代政治權力分散的局面。
如前文所述，在印尼民主化時期，為促進民主、防止威權統治復辟，總統權力受削弱。分權進一步將中央政府權力分予桀驁不馴的區域領袖，這些領袖基本上都手握資源蘊藏地，能夠自立於首都雅加達之外。佐科威時代趨向國家主義的結果，是相較十年前，印尼國企資產總值增近八倍，據報在 2017 年資產已達接近五千四百億美元。這顯然是巨額財富，且受中央政府乃至總統本人直接控制。這都意味，當下有關印尼發展模式的問題重點，已非國家資本主義是否在印尼生根，而是能維持多久。
身份政治：保守伊斯蘭力量之下的印尼民主發展
佐科威治下，國家經濟發展路線出現分歧，但這種矛盾不如身份政治對立深刻尖銳。明顯例子之一，是 LGBT 社群更受抨擊與擠壓，國家對此視若無睹，社會亦不加以制止。另一方面，有關國家未來應當世俗化還是伊斯蘭化的問題，亦成為印尼社會與政治矛盾的根源。
佐科威出任總統之後首年，LGBT 社群所受的滋擾有增無減。警方對 LGBT 遊行示威者表現粗暴、穆斯林武裝份子驅散研討 LGBT 的公開會議與講座、社群媒體 Facebook 與 Whatsapp 被迫刪除與 LGBT 有關的表情符號。
之後在 2016 年初，有伊斯蘭報章以頭版報導反 LGBT 新聞，印尼教育部長也公開表態禁止大學成立 LGBT 組織，此後社會對 LGBT 的敵意如泉湧。對此 LGBT 社群小心謹慎應對、不以挑釁作回應、沒有強調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必要，只繼續低調提出保守訴求。
在這種社會氛圍下，公民社會之中的 LGBT 社群盟友不免沈默。主流機構如伊斯蘭教士覺醒會甚至因為受壓而加入譴責 LGBT 社群。曾寂寂無名的印尼精神醫學學會（Indonesian Psychiatrists Association）亦發表聲明，指同性戀屬精神疾病一種。
位於印尼雅加達的一座清真寺（Source: portable soul@Flickr）
面對 LGBT 議題，印尼中央政府不是沈默（佐科威亦然），就是表態歧視 LGBT 社群。印尼國防部長聲稱，LGBT 運動是「外國勢力」策動的「代理人戰爭」的一部份，目的是為「進佔印尼」。有地方議會參照具有伊斯蘭教法色彩的區域法律先例，通過新法，將同性戀定義為「不道德」行為。基督徒與印度教教徒也有加入反 LGBT 行列。
在 2017 年一整年，印尼警方於亞齊、雅加達與其他地方圍捕男同性戀者。有保守組織聯盟向印尼憲法法院請願，要求禁止婚外性行為，這意味同性戀行為可被視為刑事罪行。儘管在 2017 年年底，印尼憲法法院得到政黨支持、勉強拒絕接受請願，但可以預見，印尼未來的刑法修改，或有一天會按保守伊斯蘭組織的意願進行。
蘇哈托下台之後，為掩飾國家過去以反共之名進行的各種暴力行為，舊有權力精英與激進伊斯蘭信徒曾嘗試煽動社會反共情緒，但不成功，於是改而將焦點放在 LGBT 社群、為他們扣上「妖怪」標籤，進而令公眾認為，LGBT 社群是比親共份子、猶太人、印尼華人更應受憎恨的國家「頭號敵人」。從屬於少數的宗教族群（如基督徒、阿赫邁底亞信徒、什葉派信徒）、印尼華人從政者鍾萬學乃至 LGBT 社群的遭遇角度看，印尼社會自由的發展前景，並不令人感到樂觀。有關印尼伊斯蘭教與民主政治相容的理論，愈來愈難以自圓其說。
鍾萬學（Source: Wikipedia）
國際社會曾關注印尼 LGBT 社群愈趨惡劣的處境，但最後被激烈的雅加達省長選舉分散了注意力。有人將這場選戰稱為「國家靈魂之戰」。在 2016 年年底，普羅博沃的「紅白聯盟」與佐科威印尼民主鬥爭黨陣營之間的保守伊斯蘭主義攻防戰，時刻牽動著首都每位民眾的情緒。
選戰的背景，是在 2014 年佐科威成為總統後，雅加達華人副省長鍾萬學接任省長之職。鍾萬學是華人基督徒，來自蘇門答臘東岸東勿里洞（East Belitung）。2016 年 9 月，內容力圖顯示鍾萬學扭曲《可蘭經》經文意義、貶低伊斯蘭信仰的影片被廣為流傳，鍾萬學的省長競選活動隨之而大受影響。2016 年 11 月，包括「伊斯蘭捍衛者陣線」與「伊斯蘭解放黨」在內的激進伊斯蘭聯盟在雅加達策動大型反鍾萬學示威。示威原本和平進行，但最後卻演變成為自 1998 年 5 月以來最為嚴重的暴力洗劫 （據報並無印尼華人被殺）。為平息眾怒，鍾萬學被控褻瀆宗教。
直到 2016 年 12 月 2 日，雅加達中部爆發更大型示威，參與人數達七十多萬人。外界相信，除普羅博沃之外，前總統尤多約諾也是示威活動背後的金主，原因是尤多約諾想幫助也有參與雅加達省長選舉的兒子。但事與願違，在省長選舉首輪投票，尤多約諾兒子已是得票最少的候選人。
隨後鍾萬學的族裔與宗教背景成了法院審訊重點。縱然鍾萬學在省長選舉首輪投票之中得票最多，但持續不斷的政治抹黑攻勢令他無法取得過半選票、需要進入第二輪選舉並最終敗選。巴斯威丹（Anies Baswedan）是這場雅加達省長選舉的勝出者，他曾為佐科威政府內的部長。巴斯威丹能夠勝出，多少說明政治投機回報可觀。巴斯威丹曾以支持多元主義形象示人，但在省長選舉，他一改立場、慫恿民眾反鍾萬學。巴斯威丹勝選，也有利於普羅博沃與盟友的地方乃至總統選舉選情。
2016 年 11 月，一場反鍾萬學的示威活動（Source: Wikipedia）
鍾萬學的遭遇，對我們了解民主化時期印尼華人地位何啟示？偏見與種族主義固然是令鍾萬學落敗的成因，但我們也不應忘記，在民主化時期，印尼華人地位確已被提高。於國會之內，乃至在華人人口較為密集的北蘇門答臘、廖內群島、西加里曼丹等省市的地方議會之中，華人代議士處處可見。更何況，2016 年年底的騷動終究沒有演變成為族群流血暴動，換轉是在蘇哈托時代，情況應會大不相同。
不過，鍾萬學事件說明，經濟上處於強勢、政治上相對處於邊緣的印尼華人一旦接近國家權力核心，仍然會引起反撲。說到底，印尼要徹底清除社會內的反華意識，不能只靠寄望鍾萬學勝選。鍾萬學的遭遇多少意味，後蘇哈托時代對印尼華人相對寬容的蜜月期已過，反華情緒與論述重新浮面。
省長選舉引發的族群與宗教矛盾，關乎國家意識形態發展路徑的未來走向。此刻的印尼已處於十字路口，民眾需要思考國家應否擁抱多元，怎樣才算是真正的「印尼人」。某程度上，後蘇哈托時代的印尼歷經這種國家身份意識危機，正是外島政治逐漸登上國家舞台的背景。我們可不要忘記，鍾萬學事件成為國家政治大事，也只源於一場地方選舉。在此之前，保守伊斯蘭與世俗主義支持者的身份政治角力將會是印尼政治的「新常態」。事實上，保守伊斯蘭力量已然壯大，資金更充裕、組織更嚴密、政治網絡更廣泛、催票能力更強。仍有懸念的，是保守伊斯蘭力量在未來能否保持團結。從歷史經驗看，特別是在選舉之時，保守伊斯蘭力量往往易於分裂。
佐科威總統是世俗主義支持者，他的陣營嘗試建立新一種意識形態論述以抗衡保守伊斯蘭力量。佐科威政府所用的方法，是重新加強宣傳建國五項原則──潘查希拉（Pancasila）。在「新秩序」時代，潘查希拉曾被隨意解讀及應用，其內涵已多少被淘空。亦因此，佐科威政府需要任命梅加瓦蒂領導研究小組，為潘查希拉賦予新意義。在宗教紛爭（包括穆斯林與基督徒之間的矛盾）分散國人注意力之前，以世俗意識形態定義印尼國民身份意識是值得鼓勵的事。說到底，於民主化時代，印尼國民仍在摸索新的國家身份認同。
但是，潘查希拉重新被重視也附帶陰暗面──「新秩序」時代的威權手段有隨之重臨之勢。例如，佐科威政府禁制印尼伊斯蘭解放黨（HTI）， 理由是這個政黨領導反鍾萬學示威、有違潘查希拉原則。政府以新的控制社會組織法律執行禁制令。伊斯蘭捍衛者陣線（FPI）亦成為佐科威政府目標。在民主化時期，這個組織一直抨擊西方自由思想與政治對手。組織領袖謝哈布（Rizieq Shihab）因擔心被捕而流亡國外。佐科威也有利用叛國罪對付政治對手。退休將領、梅加瓦蒂之妹等人都因參與雅加達示威而被當局以顛覆罪名拘捕。
謝哈布（Source: Wikipedia）
佐科威時代威權陰霾徘徊，多少與佐科威和軍方之間若即若離的關係有關。佐科威總統連任需要得到軍方支持，亦因此，他在政府重要位置安放忠誠的軍方人士。但佐科威對軍方的影響力不及尤多約諾。軍方有部份人擔心，佐科威私下立場親左翼。
事實上，軍方對國內仍處邊緣的左翼運動態度愈趨強硬，他們既曾強迫主辦方取消回顧國家於 1965-1966 年大屠殺軍方角色的研討會，亦曾阻止社會和解行動之進行。無論如何，佐科威仍然在選舉前後持續向軍方示好。他強調國家糧食供應自足之必要，不無為軍方維持社會影響力製造政治空間的用意。
印尼是現今世界第一大小麥進口國，進口食米佔本土需求（包括國內消費與公共儲備需要）總量約 1-5％。印尼民眾多少都視之為國家依賴外力、農業發展衰敗的象徵。佐科威乘勢強調本土糧食增產之必要，這對軍方有利，原因是軍方能以協助開墾新田、動員耕作、增加農產為由，透過區域指揮系統在全國擴大影響力。軍方與佐科威如此維持良好關係，有助佐科威爭取基層選民支持、為佐科威的 2019 年總統競選增添優勢。
總括而言， 佐科威深信， 他的政治對手在危害印尼民主進程。他因此認定，這些政治對手的行動必須受限。他的出發點大概正確。問題是，在威權歷史深厚的國度以威權手段「拯救民主」，結果難料。
本文摘自季風帶出版之《印尼模式》。
作者深入淺出分析印尼作為全球第四大國、全球第三大民主國，其國家民主化二十年龐雜政治實驗的成敗得失。要理解 2019 年大選後，印尼政治與經濟發展、外交政策、區域影響的走向，《印尼模式》是絕對不容錯過的民主化時代印尼國情入門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