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沐羽的《代代》，總會讓我想起我自己的台北時光，一段像水面油光那樣的漂浮記憶。那是世紀交接的台北，我記得那時我們班上只有三個外藉學生，而我和一個香港男生阿偉，總難兄難弟似的坐在課室的最後面。他常常拉我一起去香港人開的餐廳（立濠？泉記？還是鳳城？），平常說著拗口華語的他，進到店裡就驟然變成了另一個人，一串流利的廣東話向老闆點餐，且一定會遇到他的香港同鄉，他們便會切換去自己的語言，一句話夾兩三個粗口字眼。彷彿在那間茶餐廳裡，他們放下自己為了適應這座城市的各種裝備，而終於可以做回一個「香港人」。
但我記得，那些港澳餐廳，星洲炒米總是下了很重的黃薑咖哩粉，把一碟米粉炒成黃色，黃到極致就會泛著一種怪異的亮綠色。我跟阿偉說，馬來西亞的星洲炒米根本不是這樣的，但我其實一點都沒把握誰才是正宗（難道要問問新加坡人？）。一種食物，明明擁有相同的名字，卻在不同的時間和地域，也變成了不同的東西。
一如沐羽在他的小說裡，各種記憶的標本，各種時光的隱喻。《代代》裡也有一間鴻記茶餐廳，在台北這座城市裡收容著那些漂泊的香港人。它是「身分的飛地」，是龍門客棧，或是允許廣東話與集體回憶流動的唐人街——小說裡幾乎沒出現什麼台灣人，而在鴻記茶餐廳走過場的人物，老闆、伙計和那些老顧客，都是不同篇章的主角，各有各自的際遇和心事。
我在讀《代代》的時候，不知為什麼，鴻記茶餐廳總召喚我記憶中那種九零年代港劇裡打光過度的片場感。沐羽的語言，其實非常香港。他有一種香港人才有的「抵死」，這讓他的小說在一眾台灣文學作品之中是如此不同。謝曉虹稱他為「文學笑匠」，而沐羽自己在書的後記裡寫道：「說到誇張，我是把《代代》想像成一部諷刺漫畫那樣來寫的。」
所以沐羽原來是文壇許冠文還是小說老夫子？但這位年輕小說家寫的故事，其實是寫實的。每個不同的人物都映照所見不同的現實。我想《代代》想說的，也許就是一種當代的、現在進行式的離散。沐羽當然也是其中一人。在不屬於自己的城市裡，凝視彼此的軟弱、自私與內在的糾結。
小說從上世紀泅泳逃難的祖輩，寫到2019年後的離散青年。告別香港地，在這座城市過了這麼久，《代代》裡的角色對離散似乎都有一種「其實已經回不去」的自覺。於是他們更堅定、執拗地要守著香港的一切：「我們除了保存香港口味，同時也要保存回憶。」但記憶如晨霧，總是恍恍就消散。像是老移民老朱，想把一生回憶壓縮成一本（沒人想看的）回憶錄。從個人的回憶錄，而至一座圖書館，記憶可以由此移植到這座城市嗎？結果卻是，心心念念的老朱，卻在某一刻，忽然忘記自己從何而來、身在何方、往何處去。
我很輕易就走進了《代代》的故事裡，彷彿都可以感受到茶餐廳裡的氣味和聲音。或許離散本來就是我們共通的語言，或許也因為我懂一點廣東話，當然是因為多年以前跟著香港同學阿偉的耳濡目染，且很快就跟著他學會了各種香港粗話。
《代代》之中的〈坎撚筆記〉顯然是沐羽寫給台灣讀者的香港粗口指南。他以「Kam」（坎撚）作為離散的核心關鍵詞——幾乎無法直譯成中文意思的一個字，卻精準地表達了香港人在異鄉格格不入、自說自話的各種尷尬焦慮、痙攣和迷失——像一碟黃綠色的星洲炒米，彷彿錯置了身分和名字，以及對現實的各種加料和想像。
我還記得我的香港同學阿偉。一九九七年的夏天，我們在宿舍的交誼廳裡，兩人捧著泡麵看香港回歸。阿偉的厚框眼鏡映照著的電視螢幕的光，看不出他那刻什麼表情。後來阿偉畢了業就想盡辦法滯留在這座其實對外鄉人並不太友善的城市。而我總是想起阿偉講廣東話，就會變成另一個人的樣子。或許那才是真正的他。阿偉始終沒有學會台灣腔的華語，香港口音像是刻進他的基因那樣。我想像，他也會出現在沐羽筆下的鴻記茶餐廳裡，和那些香港人傾偈起來。只是，這些都不是我們當初所曾想像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