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noza, Athe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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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讀了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新書《Spinoza, Atheist》，(可能可以譯成《斯賓諾莎，一個無神論者》)，作者Steven Nadler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哲學教授，他早期研究是做近代哲學和笛卡爾，後來專攻斯賓諾莎，寫了好幾本斯賓諾莎的專書。

斯賓諾莎是理性主義三傑之一，在笛卡爾之後萊布尼茲之前，傳統哲學一般會說他是一位「泛神論者」，在《倫理學》中，斯賓諾莎提出著名的「神即自然」。斯賓諾莎這個論述的影響很大，連愛因斯坦都曾經說，「如果這個世界有神，那也是斯賓諾莎的神」。

Nadler 這本書要挑戰的，正是這個已經成為哲學史常識的理解。他在這本書裡主張，斯賓諾莎不是泛神論者，而是一個無神論者。

斯賓諾莎1632年出生於阿姆斯特丹，家庭屬於從伊比利半島逃離宗教迫害的塞法迪猶太人社群。十五世紀末，天主教徒趕走伊斯蘭勢力恢复對西班牙的統治，相比伊斯蘭政權的宗教開明政策，這個新興的西班牙天主教王國對當地的猶太人進行大規模迫害，要求他們要不改信天主教，要不就離開。西班牙境內的猶太人因此大規模遷移到葡萄牙，但在數年後，葡萄牙基於西班牙的政治壓力，也對境內的猶太人實行高壓的改教政策，迫使猶太人再度遷移到較為開明由新教徒主政的荷蘭共和國。

這是斯賓諾莎的家庭背景。但在1656年，年僅二十三歲的斯賓諾莎卻遭到阿姆斯特丹葡萄牙猶太社群逐出，受到極為嚴厲的「herem」，(猶太語，即阿拉伯語的「haram」)，也就是宗教放逐。現存的放逐文書指責他具有「可憎的異端思想」和「駭人的行為」，卻沒有明確記錄他究竟提出了哪些主張。

後世因此一直爭論，年輕的斯賓諾莎究竟說了什麼，才會受到如此嚴厲的處分。在本書中，Nadler認為，從他後來成熟的哲學來看，可以理解為什麼他的思想會被當時的宗教社群視為如此危險。斯賓諾莎否定猶太教和基督教傳統中的人格神，否定神按照自由意志創造世界，否定神蹟是自然法則的中斷，也否定《聖經》是一部由神直接啟示，因此具有超自然權威的完美文本。

這些思想後來在1670年出版的《神學政治論》中有系統性的表達，但因為內容對宗教的批判更直接，因此在當時只能以匿名的方式出版。

《神學政治論》其中一項最具革命性的工作，是把《聖經》當成歷史文本來閱讀。斯賓諾莎認為，理解《聖經》不能預設它是神所寫的完美文本，而必須研究作者，語言，寫作年代與歷史背景。《摩西五經》未必真的由摩西親自寫成，《聖經》的不同部分也可能來自不同時代和不同作者。

更激進的是他對神蹟的理解，如果自然的一切都依照必然的自然法則發生，而自然本身就是神，那麼神不可能「違反自然法則」創造神蹟，因為這等於神違反自己的本性。所謂神蹟，只是人不知道某個事件真正的自然原因，因此把它解釋成神對自然秩序的介入。

Nadler 認為斯賓諾莎應該被理解為無神論者，是基於《倫理學》中的形上學。斯賓諾莎的哲學從「實體」開始，按照他的定義，實體是在自身之中並且透過自身被理解的存在。斯賓諾莎進一步論證，真正的實體只能有一個，而且這個唯一無限永恆自因的實體，就是「神」。

但這個斯賓諾莎的神並不是亞伯拉罕諸宗教所理解的神。傳統有神論通常區分創造者與被創造者。神創造世界，但神不是世界。世界可以不存在，但神仍然存在。神因此是一個超越世界的存在。

斯賓諾莎取消了這個區別，在他的哲學中，不存在一個站在宇宙之外創造自然的神。神不是先存在，然後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決定創造一個與自己不同的世界。

神就是自然。

人因此不再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來,在宇宙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存在，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斯賓諾莎如此強烈地反對目的論。人習慣認為所有事情都有目的。下雨是為了讓農作物生長，太陽存在是為了給人光明，世界似乎按照某種目的被設計出來。斯賓諾莎認為，這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錯覺。

人知道自己追求某些目的，卻不知道造成自己欲望的原因，於是便把自己的心理結構投射到整個宇宙，想像自然也是按照目的運作，最後再想像出一個具有最高目的，按照計畫安排世界的神。因此，在斯賓諾莎的宇宙中，沒有神聖計畫，所有事件都存在於自然的因果網絡之中。

Nadler 認為斯賓諾莎是無神論而不是泛神論，因為泛神論者對自然有特定的神聖儀式，但在斯賓諾莎的哲學中卻看不到這樣的部分。Nadler 認為，斯賓諾莎不是把自然提升為神，而更像是把神還原為自然。他不是說"自然原來是神聖的"，而是說除了自然之外，根本沒有另一個超自然的存在。

「無神論者」在十七世紀是一個極為嚴重的指控。它不只是哲學立場，也具有政治與道德含義。當時許多人相信，如果一個人不相信神的審判和死後的賞罰，他就沒有理由遵守道德。因此無神論經常與不道德，放蕩甚至政治危險思想聯繫在一起。

這也是帶到斯賓諾莎哲學另一個真正激進的點，斯賓諾莎的倫理學不建立在神的命令之上。一件事情不是因為神命令它，所以是善的，人也不是因為害怕地獄，所以應該成為好人。善與惡必須從人的存在本身來理解，每一個存在者都努力維持自身的存在。對人而言，真正的善，是那些有助於人存在並增加人行動能力的事物，反之，惡則與阻礙和削弱人的存在能力有關。
斯賓諾莎認為，人在大部分時候並不自由，而是受到各種激情支配。人們憤怒嫉妒恐懼怨恨，往往以為這些情緒完全出自自己的選擇，實際上卻經常是外在原因作用的結果。

斯賓諾莎因此否定傳統意義上的自由意志。在他看來，人以為自己自由，是因為人意識到自己的欲望，卻不知道決定這些欲望的原因。真正的自由並不是擺脫因果關係，因為沒有人能離開自然。真正的自由，是從被動轉向主動，理解造成自己情感與行動的原因，使自己不再完全受到外在力量支配，自由不是逃離必然性，而是理解必然性。

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因此與傳統宗教倫理產生根本差異。傳統宗教可能告訴人應該如何服從神，斯賓諾莎則試圖告訴人如何透過知識獲得自由。

在斯賓諾莎死後，「斯賓諾莎主義」成為歐洲思想史上一個危險的標籤，無神論和宿命論的代名詞。一個人未必真的讀過斯賓諾莎，只要被指控為斯賓諾莎主義者，就可能意味著他否定人格神，否定自由意志，甚至被懷疑否定宗教與道德本身。

斯賓諾莎的哲學對同代和後代的哲學家有巨大的影響。

如萊布尼茲曾經閱讀斯賓諾莎，也在1676年前往海牙與他見面，兩人談論哲學。後來斯賓諾莎的名聲愈來愈危險，萊布尼茲對自己與斯賓諾莎的關係也變得相當謹慎。

萊布尼茲的哲學仍然試圖保留一個人格化的創造者。神在所有可能世界之中，選擇創造最好的世界。因此世界雖然具有理性的秩序，卻仍然存在一個選擇世界的神，而斯賓諾莎沒有留下這個空間。

雅各比則認為，斯賓諾莎主義的真正結論就是無神論和宿命論。雅各比看到了一個啟蒙理性內部非常深刻的危機，理性愈成功，神留下的位置可能愈少。如果世界的一切都可以透過自然因果關係解釋，那麼人們也不需要神。更進一步，如果神本身也被納入理性的解釋系統，神最終就會變成斯賓諾莎所說的「自然」。因此理性會摧毀自己的宗教基礎，啟蒙運動原本相信，人可以透過理性擺脫迷信，雅各比質疑，如果理性一路走到底，它不只消滅迷信，也消滅神，自由和道德。

康德不是斯賓諾莎主義者，但他的批判哲學同樣處理自然必然性與自由如何共存的問題。康德試圖證明，理論理性無法證明神存在，也無法透過思辨認識作為終極實在的神，靈魂與世界整體。這個限制卻反而替自由留下了空間。

在現象世界中，一切遵循自然因果律，但是作為理性存在者，人仍然必須從實踐理性的角度把自己理解為自由的。從這個角度看，斯賓諾莎與康德對自由的理解形成了兩條不同的道路。

康德要區分自然的因果性與自由的因果性，斯賓諾莎則認為根本不需要讓自由逃離自然。

到了黑格爾，斯賓諾莎的重要性更加明顯，黑格爾曾說哲學只有兩種選擇：斯賓諾莎主義，或者沒有哲學。

黑格爾欣賞斯賓諾莎，是因為斯賓諾莎徹底拒絕把有限事物當成獨立自足的存在。真正的實在必須是無限的整體，有限者只能在無限者之中被理解。在這個意義上，斯賓諾莎完成了哲學思考的一個重要步驟：放棄以個別有限存在者作為終極實在，轉而從整體理解存在。

但黑格爾同時認為，斯賓諾莎的哲學停留在「實體」，沒有真正抵達「主體」。斯賓諾莎的唯一實體包含一切有限事物，但在黑格爾看來，個體性，否定性，歷史運動與主體自由，在這個無限實體之中似乎被吞沒了。黑格爾提出，實體必須同時被理解為主體。

如果說斯賓諾莎代表的是一種徹底的內在性哲學，那麼黑格爾所要做的，就是讓這個內在的整體本身具有運動，否定與自我認識的能力。

十九世紀的尼采，著名地宣告「上帝已死」，他的問題是，當西方文明失去基督教上帝這個最高價值的保證者之後，人們如何重新創造價值，而斯賓諾莎早了兩百年面對類似的問題。

現代哲學家裡，德勒茲對斯賓諾莎非常推崇，視為內在性哲學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即世界不需要一個外部的根據，自然不需要一個超越自然的創造者，倫理不需要一套從世界之外降下來的道德律，人的生命也不需要透過另一個世界才能獲得價值，所有價值的問題，都必須在這個世界內部處理。

Nadler把斯賓諾莎稱為無神論者，涉及一個更大的哲學史判斷，斯賓諾莎代表了西方近代哲學最早也最徹底地建立一個純粹內在性思想體系的嘗試

Nadler對斯賓諾莎的興趣也和他自己的背景有關，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不那麼虔誠的猶太人。有趣的是，Nadler也提及，斯賓諾莎在1920年代很受到「Yiddish anarchists」(意第緒語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推崇，他們主要是從俄羅斯帝國與東歐移民到紐約和倫敦等西方城市的猶太工人與知識分子。很多人反對資本主義，國家權力和制度化宗教，同時積極參與工會與勞工運動。他們並不一定否定自己的猶太文化身份，而形成一種很特殊的組合，文化上是世俗猶太人，語言上使用意第緒語，政治上是國際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幸的是，隨著美國猶太人逐漸中產化，英語化，歐洲意第緒語世界又遭到德國納粹毀滅，這個運動原來的群眾基礎幾乎消失。著名的意第緒語無政府主義報紙《Fraye Arbeter Shtime》在1977年停刊。

斯賓諾莎自己當然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但他很受到後世左翼/自由派猶太人的推崇，因為他自己也是有組織宗教包括猶太教的批判者和反叛者。在17世紀，在荷蘭的葡萄牙猶太裔社群雖然名義上是難民，但其實有錢有勢，他們蓄奴和進行奴隸買賣，也投資荷蘭東印度公司擴大對東南亞的殖民。Nadler大膽推論，斯賓諾莎自己被猶太社群驅逐，可能和他批判猶太社群這些不公不義的作為有關。

因此斯賓諾莎也和我們東南亞切身相關，可以大膽地說，斯賓諾莎可能是最早的反殖民主義者。

斯賓諾莎的政治理念是政教分離，世俗，民主，自由，一個偉大的哲學家其影響是深遠的，斯賓諾莎的政治理念後來也在自己的家鄉荷蘭被實踐，也深刻影響了政經優勢階級有許多猶太人的美國。

在宗教保守力量日益侵蝕民主政治的今日，更需要閱讀斯賓諾莎。

▍內容簡介： 

In 1656, a young Amsterdam merchant was excommunicated by his Portuguese-Jewish community in the harshest terms it had ever used. Baruch Spinoza was accused of unspecified “horrifying heresies,” but the precise reasons for his expulsion remain a mystery. When he published his 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 in 1670, which was condemned as “the most atheistic book ever written,” he began to reveal to the world what his heresies may have been. Yet ever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ost readers and scholars have assumed that Spinoza was a pantheist—even a “God-intoxicated man,” as the poet Novalis put it. After all, how could a person whose books are suffused with talk of God be an atheist? In Spinoza, Atheist, Steven Nadler,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authorities on the philosopher, aims to settle the question and show that that’s exactly what he was.

Nadler makes a powerful case that there is no real divinity for Spinoza. God is Nature, and isn’t an object of worshipful awe or religious reverence but can only be understood through philosophy and science. There is nothing supernatural—no mystery, ineffability, or sublimity. Spinoza does speak of “blessedness” and “salvation,” but these, too, are to be understood in natural and rational terms, as the peace of mind and happiness that come from understanding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Whether Spinoza believed in God is a fascinating and enduring controversy. Spinoza, Atheist promises to transform our understanding of his views and to make clear just how radical a thinker he was and remains.

▍作者簡介：

Steven Nadler 

Vilas Research Professor and the William H. Hay II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His many books include Rembrandt’s Jews, which was a finalist for the Pulitzer Prize, Spinoza: A Life, Think Least of Death: Spinoza on How to Live and How to Die (Princeton), and A Book Forged in Hell: Spinoza’s Scandalous Treatise and the Birth of the Secular Age.